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终于等来她意甲首秀!时隔一年多后,朱婷重返赛场******

  北京时间3日凌晨进行的2022-23赛季意甲女排联赛常规赛第四轮比赛中,斯坎迪奇主场3:0击败卡萨尔马焦雷。本场比赛,中国球员朱婷替补出场,成功完成意甲联赛首秀。

当地时间11月2日,意大利佛罗伦萨,22/23赛季女排意甲常规赛第4轮,加盟意甲斯坎迪奇俱乐部的朱婷替补出战完成首秀。图片来源:ICphoto当地时间11月2日,意大利佛罗伦萨,22/23赛季女排意甲常规赛第4轮,加盟意甲斯坎迪奇俱乐部的朱婷替补出战完成首秀。图片来源:ICphoto

  新起点,新气象

  值得一提的是,这是朱婷自东京奥运会后,时隔14个月重返赛场。虽然久疏战阵,但朱婷在一传、防守、拦网方面的表现依旧可圈可点。

  第二局相持到12平后,主教练巴尔博里尼首次派上朱婷。长时间不打比赛的朱婷很快成为对手的追发对象。不过,朱婷短暂适应后展示出了强大的实力,很快拿到了第一分。

  第三局比分落后时,朱婷再度登场,并凭借拦网帮助球队兑现赛点。有限的上场时间内,朱婷一共得到6分,其中包括5分进攻与1分拦网。

  看到健康的朱婷重新回归赛场,球迷们送上祝福的同时,也在感叹她的王者气质。


当地时间11月2日,意大利佛罗伦萨,22/23赛季女排意甲常规赛第4轮,加盟意甲斯坎迪奇俱乐部的朱婷替补出战完成首秀。图片来源:ICphoto      当地时间11月2日,意大利佛罗伦萨,22/23赛季女排意甲常规赛第4轮,加盟意甲斯坎迪奇俱乐部的朱婷替补出战完成首秀。图片来源:ICphoto

  希望找回巅峰状态

  去年东京奥运会结束后,朱婷为自己的职业生涯按下了“暂停键”。

  一方面,困扰她多年的手腕伤病需要一次彻底的治疗;另一方面,朱婷表示:“只有离开一段时间,再面对排球,认知程度才会有新的提升。”

  今年4月份,朱婷在个人社交媒体上透露了手术成功的消息。完成手腕手术之后,朱婷选择留在欧洲进行康复治疗:“我会先把伤治好,然后给自己放一个假,让自己沉静下来。”

  没有比赛的那段日子里,朱婷终于有机会体验一把普通人的生活。她教小朋友们打排球,参加马拉松比赛,并且现身网球赛场,体验着作为球迷的幸福。

  有时候,短暂停留是为了更好地出发。今夏,修养一段时间的朱婷与意甲俱乐部斯坎迪奇签约。重新开启留洋生涯的朱婷,给自己设置了新的目标:“我希望自己的状态回到最高峰。”

  还想再打两届奥运会

  眼下,朱婷还不满28岁,正值当打之年。无论是在国家队还是在俱乐部,朱婷已经取得后人难以比肩的成就,但将排球视为一切的她,并不想就此止步。她始终挂念着中国女排,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,朱婷明确表示,她还想再打两届奥运会。

资料图:东京奥运会期间,中国队球员朱婷在比赛间隙。 中新社记者 韩海丹 摄资料图:东京奥运会期间,中国队球员朱婷在比赛间隙。 中新社记者 韩海丹 摄

  在朱婷离开的这段时间里,国际排坛日异月殊。东京奥运后,美国、巴西、塞尔维亚女排“三足鼎立”的局面基本形成。意大利女排凭借着埃格努和塞拉,其实力也不容小觑。

  亚洲球队中,金软景退出国家队,韩国女排实力呈现断崖式下跌。日本女排进入巴黎周期后换了新帅,真锅政义的到来让处在低谷中的球队看到了希望。而在世锦赛中表现可圈可点的泰国女排,也正在向亚洲第一的位置发起冲击……

  纵观2022年的世界大赛,中国女排目前尚未站上过领奖台。颜妮的退役、朱婷的伤病、张常宁的“休战”……使得球队不得不面临新老交替的阵痛期。

 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,朱婷伤愈归来,实力和状态依旧在线。对于处在困境的中国女排而言,无疑也是利好消息。

  新赛季的意甲联赛刚刚揭幕,朱婷虽然完成首秀,但她的右手手腕依旧缠着厚厚的绷带,扣球实力也还没有恢复到巅峰状态。不过随着赛程的深入,我们相信,曾经叱咤赛场的“ZHUper”,迟早会回到球迷的视野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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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题而三命意的《伶官传序》******

  作者:詹丹

  欧阳修的史论名篇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分别在中开头、中间和结尾,出现了三处观点句,即:

  盛衰之理,虽曰天命,岂非人事哉

  忧劳可以兴国,逸豫可以亡身

  夫忧患常积于忽微,而智勇多困于所溺

  对此,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,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。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《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》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,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:

  这篇文章是把“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”作为教训,说明“忧劳可以兴国,逸豫可以亡身”,“祸患常积于忽微,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,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,在当时历史条件下,有其进步意义。

  而陈必祥在《欧阳修散文选集》题解中论及此文时,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“全文的主旨”,把第二处称为“结论”,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“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”,是“扩大和深化了主题”。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,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。

  不过,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,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,但更重要的,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:

  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: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,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“天命”,这是一篇的主干。其次,所谓“人事”,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:即“忧劳可以兴国,逸豫可以亡身”和“祸患常积于忽微,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。

  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,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,认为第一处观点句“人事”是主干,后两处是“人事”的具体表现,大致体现出“总-分-分”这样的逻辑关系。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。

  从逻辑分类看,后两处的观点,确实都属于“人事”的范畴。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“人事”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,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。

  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“盛衰之理,虽曰天命,岂非人事”中的“人事”毕竟没有具体内涵,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,提出了与“天命”相对的观点,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。也就是说,相对于纷繁复杂的“人事”来说,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,只是当作为与“天命”对等的一个概念,把传统的认同“天命”的观念也向“人事”有所转向,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。

  也正因为“人事”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,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,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。其实,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,《旧五代史》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:

  然得之孔劳,失之何速?岂不以骄于骤胜,逸于居安,忘栉沫之艰难,狥色禽之荒乐。外则伶人乱政,内则牝鸡司晨。靳吝货财,激六师之愤怨;征搜舆赋,竭万姓之脂膏。大臣无罪以获诛,众口吞声而避祸。夫有一于此,未或不亡,矧咸有之,不亡何待!

  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,所谓“咸有之”,正说明了这一点。当然“伶官传序”似乎更突出其重点,所以在林林总总的“人事”中,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“忧劳”和“逸豫”这一组概念对比。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“人事”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。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,这里且举一事为例。

  《新五代史》有记录说:

  同光三年夏,霖雨不止,大水害民田,民多流死。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,思得高楼避暑。宦官进曰:“臣见长安全盛时,大明、兴庆宫楼阁百数。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。”庄宗曰:“吾富有天下,岂不能作一楼?”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。宦者曰“郭崇韬眉头不伸,常为租庸惜财用,陛下虽欲有作,其可得乎?”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:“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,虽祁寒盛暑,被甲跨马,不以为劳。今居深宫,荫广厦,不胜其热,何也?”崇韬对曰:“陛下昔以天下为心,今以一身为意,艰难逸豫,为虑不同,其势自然也。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,常如河上,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。”庄宗默然。终遣允平起楼,崇韬果切谏。宦官曰:“崇韬之第,无异皇居,安知陛下之热!”由是谗间愈入。

  在这里,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,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,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,而不听忠臣进谏、尽受小人蛊惑,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。《资治通鉴》也记录了这一史事,胡三省加注感叹说:“郭崇韬之言,其指明居养之移人,可谓婉切,其如帝不听何!”

  此外,观点句中,“兴国”和“亡身”对举,“国”和“身”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,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“身死国灭”,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。

  值得注意的是,虽然庄宗后来的“逸豫”事例斑斑可举,但文章从《尚书》中的“满招损谦受益”引出该文的观点句“忧劳可以兴国,逸豫可以亡身”,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。这样,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,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,也就是作为“序”而指向“伶官传”的特殊性,所谓“忧患常积于忽微,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,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。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,这第三处的观点句,就是微观了(尽管结尾的“岂独伶人也哉”一句,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)。

  在以“宏观”“中观”和“微观”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,我们都是以“人事”为立论前提的。在这过程中,作者所谓的“虽曰天命”一句,似乎被抛到了一边。我们固然可以说,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,并没有完全否认“天命”的存在,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,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。我们没有意识到,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,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“天命”意识,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。

  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,无意中遗漏了“忧劳可以兴国,逸豫可以亡身”的后一句“自然之理也。”而这似乎从“人事”中逸出的,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、规律性之理,以颇为“自然”的方式出现,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。而这,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“天命”互为相通,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。

 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,认为是从“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”,也就是“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”。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,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,可以借助自然灾害,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,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,所谓“天谴事应”。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。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《新唐书》,就讨论了“天谴事应”的问题,并对此有所质疑。在“五行志”中,认为后世之人是在“曲说而妄意天”,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“著其灾异,而削其事应。”而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,正是从“天命”向“天理”过渡的桥梁。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(这被沟口雄三称为“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”)得到理解,成为一种规律时,认识到这种规律、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。不过,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,不断重蹈覆辙时,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,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,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:“呜呼!”

  (作者单位: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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